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

川島真  教授您在1989年至1991年間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，這段時期被認為是世界歷史上的轉折點。當時，您是如何看整個世界的情勢呢？

平野健一郎  1989年年初，正值昭和轉為平成，天安門事件發生，冷戰結束。調查即可知，緬甸國（Burma）改名為緬甸（Myanmar）也是在這一年，亞洲的局勢也隨著冷戰的結束而開始有了顯著的變化。亞太經合會（APEC）的部長會議也是在這一年開始的。當時學會中同輩的亞洲研究者們肯定都非常關注這些變化，，但是亞洲政經學會並沒有直接對此做出反應。

川島  當時學術界主要關注的議題是什麼？

平野  當時的學術界，例如聚集了政治研究者和經濟研究者的亞洲政經學會，討論的重點多半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，特別是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關聯。我們當時認為經濟發展會促進民主化，或者民主化會推動經濟發展。但現在回頭看，這可能是一種誤解。不過，在那個時候，許多人都持這樣的看法，並且熱烈的討論，是個很罕見的時代。

例如，渡邊利夫先生(*1)當時作為年輕一代的領袖，推動了經濟發展理論，討論了經濟與政治的關聯，並提出了民主化會引領經濟發展的清晰解釋，這就是所謂的「雁行理論」。然而，不知不覺間他成為了反對這一觀點的激進者，主張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無法從數據上證明。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。

亞洲研究的研討會和學術界風氣的改變：留學生的存在

川島  在1980年代到90年代這段期間，日本的亞洲研究「現場」有什麼重大改變嗎？

平野  進入90年代後，許多大學的研究室開始有相當多的留學生。戰後初期，當我首次以研究者身份參加亞洲政經學會時，那時幾乎看不到留學生。雖然當時日本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占領區，但仍處於冷戰時期，亞洲局勢變動劇烈，我們卻還沒有機會直接接觸這些變化。換句話說，我當時所屬的亞洲研究團體，還沒有與亞洲有直接的接觸。然而，到了70年代，情況開始改變，研究室裡的留學生越來越多，特別是來自亞洲的學生。即使現在回想，這確實是非常大的變化。不過，來自臺灣和朝鮮半島的學生是例外；另一方面，當時我們這邊還沒有人去中國大陸留學，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情況。

平野健一郎，東大名譽教授